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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 入关学批判:极端自我对象化及其风险

作者 / 邢麟舟
来源 / 无隅

本文共一万六千字,拟对最近大火的网络政治模因现象「入关学」进行富有建设性的批判。「入关学」以明末历史比附当下国际政治格局,认为作为「女真」的中国在作为「大明」的美国眼中永远是蛮夷。中国只有效仿女真入关,击败乃至消灭美国及西方,才能真正获得生存空间与话语权。在本文中,笔者将指出:

1. 入关学乃至及附属概念「东出论」和「翦商学」皆在比附历史方面有不当之处。这一类比附将一段历史的样貌进行个人的把握和理解,抽象出一种规律,并形成预言式的理论。其内容基于历史,却未在历史基础上结合现实。

2. 入关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内核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有相似之处,但却剥离了后者的理性元素,忽略了平衡与卸责等策略,更忽略了国家成为全球霸主的条件限制。同时,入关学未能认识到国际关系的其它理论,如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的创见。相比之下,「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更加认识到了国际关系理性、全面、复杂的一面。

3. 入关学在政治思想内核上可类比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朴素主义优越论」,强调「野蛮」文明的相对优势,其更有发展到法西丝理论的风险。

4. 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入关学与中国近代以来的自我对象化与世界绝对化倾向一脉相承。这一思想倾向发轫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救亡运动,并在社会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乃至改革开放期间逐步体现为对世界认识的两极化(中国——西方乃至中国——美国)。入关学将这一倾向发挥到了极致,抹杀了中国社会内部问题及其内部解决方案的重要性,忽略了世界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将一切问题导向中美对抗的范畴。

5. 近来发生的攻击方方与张文宏事件就是这一极端化倾向的充分体现:任何不同意见都被导向中美对抗、中西对抗这一话语范畴,并被加以批判。6. 笔者对入关学多有批判,但仍期待其提出者及拥趸能将这一话语全面化、理性化——尽管入关学的主要提出者似乎只对传播情绪感兴趣。笔者希望,网民能突破以中心为中心的世界观,意识到世界的复杂与多元,及内部问题与外部问题的同等重要性。


最近,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的式微和在全球尤其是西方国家疫情大爆发,本属知乎亚文化话语的「入关学」开始火爆。乘着政治讨论饭圈化、模因化的东风,「入关学」以其简单粗暴浅显易懂的类比和对西方多年压制、看低中国所造成的网民压抑情绪的迎合,甚至开始「出圈」,得到了半官媒观察者网的关注。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o6uDRpiclc5V7obLibvy0EUxD0ibFDXvXstGHdX3HYhEVDPcQFZopJ4UqX3Aiae7xMV9Xb2XibxPqQzWLbJzsL3Z0Vw/640?wx_fmt=jpeg

观察者网 B 站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164y1T7BW

在这篇长文中,笔者打算从不同角度讲一讲对于入关学的看法。对于网络键盘政治亚文化圈的一些充满大棋党特色和兴奋剂性质的话语,大家本不该就事论事地对话语本身的内容细节进行严肃讨论,而是应该将重点放在其现象的出现原因、意识形态根源及文化意味上。笔者对此十分知晓,甚至连入关学的主要提出者之一曹丰泽都承认这一点: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88306325/answer/1158945204

然而,从知乎、微博到微信,笃信入关学内容每一个字的网民甚多,而话语权、解释权的争夺也不得不从话语本身的内容开始;另一方面,熟悉笔者的同学都知道,笔者有凡事全方位分析的强迫症。基于此,笔者还是会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就入关学内容本身提出一些看法,然后再深入探讨入关学作为亚文化现象的文化意味。在本文中,笔者也会同时对近日发生的《方方日记》事件和张文宏“崇洋媚外”事件进行一些讨论。在笔者看来,入关学的话语通过比附明末清初的历史,抽象出一种预言式的规律,简化了国际政治的现状,甚至产生了具有一定昭和色彩的思想内核。而如果探究入关学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的一些联系,我们就会发现,入关学所代表的自我对象化/世界绝对化,乃至世界局势二元化的倾向,早已屡见不鲜。

何为入关学?

比附明末清初的国际政治话语体系根据《嵩学蛮夷论和入关论小考》一文,入关学的基本脉络如下:

它以17世纪中的「明朝灭亡,清朝建立」这个大背景作为隐喻,类比概括了当今国际上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 / 地区的哲学(政治)关系。

https://zhuanlan.zhihu.com/p/96784759

其脉络大致可以描述为:

中国无法在当今世界获得理解和支持,并屡屡碰壁和挨打的核心原因在于,我们是美国主导的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中华」正统的世界秩序中的「女真」蛮夷。要想打破这一格局,只能入关成为正统,击败、主宰西方文明,甚至给西方「剃发易服」。

https://zhuanlan.zhihu.com/p/96784759

在知乎用户「山高县」的启示下,入关学迅速发展为一套较为丰富的话语体系:

山高县和其他网民还通过比附给出了一套空想地缘战略:

突破一二岛链,控制东南亚,扼住马六甲咽喉,维护印度洋航道,肢解印度。具体的实行方法不一定靠武力、战争实现,但是可以考虑。

在入关学基础上,许多网民又发展出了所谓「东出论」,即效仿秦灭六国,以政治军事手段消灭西方国家,统一东西方世界(别笑,如果认真比附,这就是自然结果)。

但入关学和「东出论」似乎显得过于强调战争和主宰,不为和平主义者所喜,亦不符合和平发展的主旋律,故有网民发展出「翦商学」,即效仿武王联合八百诸侯伐纣,联合世界其他国家与力量,击败、消灭如商纣般残暴,靠血与火殖民掠夺发展起来的美国和西方国家;此后,类比周公的创举,发展出新的世界秩序。然而,翦商学将美国比附为暴虐的商纣,将中国比附为(至少在未来会)天下归心的周,失去了入关学将中国错置为蛮夷的愤怒情绪与力量,其影响力终究不如入关学,只能算作其附属概念。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59737298/answer/962015086

入关学的内容:从个人历史理解中抽象出的预言式规律

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成就与在抗疫过程中的表现毋庸置疑,而西方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抗疫政策与经验的敌视与藐视也真实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入关学的假设并无太大问题。然而,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入关学的比附充满了不合理之处。所以,让我们首先板起面孔,就事论事地探讨一下这些不合理之处。

入关学中比附的基本点是西方(或美国——实际上入关学拥趸对于西方和美国的区分并不在意,在此我们姑且都称西方)对应大明和中国对应建州女真。对于前者,需要注意的是,明亡的是瘟疫、财政危机、农民军、外敌入侵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内部因素尚属主要。由此可见,明亡于自身,而女真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推手之一。尽管山高县曾言「大明再烂,没有女真步步紧逼,一时半会儿也完不了」,但众所周知,清军入关前,李自成早已攻占北京,灭亡了了大明。从这个意义上讲,用「女真通过灭亡大明来取得天下」来类比「中国通过击败西方来获取国际秩序的主导权」是有些不恰当的——按照这一比附,现实版本应为西方的腐朽和内部问题会造成其崩溃,而中国的相对优势(不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制度)则可以帮助其顺势取得国际秩序的主导权,真正的关键在于西方的腐朽和中国的优势,而不一定是中国的直接进攻性行为。

而这一比附的另外一对也很有问题。众所周知,入关后的建州女真除「剃发易服」外,仍然以大明官方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治国。尽管新清史学者们不尽同意,但入关后的清帝国及其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彻底汉化,而这与入关学拥趸们所提倡的「建立新秩序」显然背道而驰。难道在入关学拥趸眼中,「入关」后的中国会继承其口中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秩序?这是自相矛盾的。进而,如果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与美国别无二致,入关后中国又如何能企望「大明文人」(也即西方知识分子们)为中国的新价值与新国际秩序摇旗呐喊?这样的摇旗呐喊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

而女真与大明的关系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有根本上的性质不同。首先,按照入关学的话语,中国与建州女真一样,处在被大明压制、极为艰难的状态,非是中国要主动入关,而是西方的压制使得中国不得不入关。然而,熟知改革开放历史的读者必然知道,我国可说是全球化最大的收益者之一。尽管国际分工的不平等一直未曾逆转,但经济全球化在我国壮大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非此则甚至不配做建州女真。在这个意义上,入关学的提出者和拥趸明显未能意识到全球化的复杂性和两面性,及其对我国国力和国际地位的影响。其次,女真通过战争彻底灭亡了大明,难道中国也要通过战争彻底灭亡美国,乃至西方国家?即使我们承认未来国际竞争中热战甚至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毕竟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恐怕我们也无法接受「通过战争彻底灭亡美国或西方」这一论调。在这一方面,比入关学更为激进、更为荒谬的是上述所谓东出论:按照秦灭六国过程中敌对双方国家的实力与数量对比,东出论还真有那种「中国已经无比强大,可以通过战争彻底灭亡所有西方国家」的疯狂意味。

在入关学的基础上,「翦商学」似乎部分解决了上述问题。一方面,翦商学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世界其它力量的存在,也认识到了西方世界并非铁板一块,从而部分解决了西方——大明这一对比附的问题。另一方面,翦商学强调中国之道才是王道,击败西方不是终点,如周公革故鼎新一般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才称得上最后的胜利,部分解决了中国——女真这一对比附的问题。最后,翦商学尽管也假设通过武力、战争获得胜利,但其似乎更加注重中国与不同力量之间的联合及中国「价值」而非「武力」的重要性,在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和对于中国进一步崛起的困难估计上显然更加成熟。

然而,翦商学对于其区别于入关学的关键——建立一个新秩序——语焉不详。这样的新秩序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这样的新秩序,是单纯服务于中国,还是服务于全球和全人类,或是两全其美?尽管翦商学的倡导者姬轩亦强调了「惟德是辅」「公正平和」「集中力量」「低能耗」「温情脉脉」等原则,甚至引用了毛主席的「对世界文明作出比较大的贡献」一语,而历史上周的「以人为本」、礼乐制度、诸侯分封等原则也是隐喻的一部分,但这些原则在目前来看仍停留在口号的阶段,其具体与合理程度甚至不及上述入关学的空想地缘战略:其中最为具体的历史上周的分封制度和由此而来的「我为天下之中,万国来朝」的朝贡体系,既不符合国际关系的现状,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相去甚远。也是因此,翦商学只能被大部分网民看作入关学的附属概念,其以德服人,联合「诸蛮」讨伐无道,并建立新秩序的逻辑,也更多被看作入关学以力服人,丛林法则的幌子,以及矮化美国或西方为纣王的话术。

综上所述,就事论事地看,入关学及其附属概念的实质是从历史中找出一段过程,将它的样貌进行个人的把握和理解,抽象出一种所谓规律,由此形成一种预言式的理论。它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内容基于历史,却没有结合历史实践,更没有在历史的基础上结合现实,提出自身的创见。当然,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会有知乎网民或学者能够进一步完善这一套理论,对此,笔者同样乐见——当然,如曹丰泽所述,「只表达,不辩经」,这么看来,所谓完善理论恐怕是不太可能了。

入关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内核:

粗糙的进攻性现实主义

如果由就事论事的层面再拔高一层,将入关学所概括的政治关系普遍化,我们或许能从国际关系理论中找出其同类——进攻性现实主义。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支,由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战略家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提出。该理论认为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且大国都会追求权力最大化,并企图通过卸责和平衡战略,最终主宰国际体系。其主要假设包括:

– 大国是世界政治的主要角色,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

– 大国都拥有进攻性的军事实力

– 各国永远无法确定其他国家的意图

– 生存是大国的的首要目标- 国家是理性行为体,能够提出最大化其生存前景的战略。基于这些假设,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大国之间会彼此畏惧,其必然将自身生存作为首要目标,并以进攻性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为基础,以最小的代价(如卸责、平衡等方式——但这并不代表不真正运用军事实力采取军事行动)获取在国际体系中的最高权力,直至成为地区(乃至全球性)霸主。

米尔斯海默

乍一看,入关学的假设与结论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十分相似。入关学的前提乃是大明对女真的压迫,而入关学拥趸著名的论断「不是我们要入关,而是山海关在不断向我们靠近」更是暗合「大国之间彼此畏惧」和「大国以自身生存为首要目标」以及「大国都会追求权力最大化」的悲观假设。而比附清军入关,则的确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争霸行为。

然而仔细对比,我们又能发现显著的不同之处。进攻性现实主义虽然非常具有「进攻性」,但其理论是建立在国家非常审慎的理性计算之上的。在基本假设之中,「国家是理性行为体」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国家所要提出的是最大化其生存前景的战略,确实不是最激烈、最具攻击性的战略。相应地,进攻性现实主义对于以最小代价(尤其是卸责和平衡)获取最大利益十分重视,相比之下,单单的主动「入关」过于苍白。最后,从结果上来看,入关的结果是成为一个大一统大帝国,对应当下国际政治的现实,则是中国成为全球性霸主。而进攻性现实主义虽肯定大国的这种倾向,但却对这种结果实际产生的几率有着极为保守的论述,它认为,当代大国无法真正成为全球性霸主,一方面是由于技术因素,也即当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明显的核优势,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自然因素,及海洋等的巨大阻碍作用。所以,与人们的直觉性理解相反,进攻性现实主义主张大国以理性逻辑谋求成为地区霸主而非全球霸主。

由上可见,入关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内核在表面上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相似,但它却是一个剔除大部分理性因素,一味强调正面击败敌人和全球争霸的粗糙版理论。真正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战略有着对于成本、收益和风险的审慎而艰难的考量,其执行绝非易事。相比之下,一句「入关」则通过比附已经发生的历史,使人产生当代「入关」一定会发生的盲目乐观情绪,忽略了国际战略大棋局的复杂性、曲折性和制定合理策略的艰险程度。还是那句话,笔者乐见网民、学者进一步完善入关学的体系,但对此并不抱特别期待。

除此之外,我们更要知道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尽管(尤其在键政圈)流行,却远不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全部。如果说自由主义理论太过囿于西方传统民主价值,那么至少其它流派如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主流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等通常意义上的「非主流」理论,也是全面解释国际关系不可或缺的环节。这些理论并不一定假设国家之间的权力冲突须以与军事相关的手段解决,也不一定假设国家之间有不可调和的权力冲突,甚至不一定假设国家是分析国际关系的核心单位。这些理论所着眼的合作、制度、文化、资本等因素,对于我国的国家战略也具有相当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就显然不基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基于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的现状,旨在倡导国家追求本国利益时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这一理论与现实主义对于国家谋求霸权的假设截然相反,其实现路径也显然和所谓平衡、卸责、军事威胁有很大不同。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入关学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却远非更精确、更全面、更合理、更优越的理论。网民在使用这一话语,寻求情绪共鸣之时,却不能忘记国际关系更加理性、全面、复杂的一面。

入关学的政治思想内核:

从宫崎市定到北一辉?

由偏向实证的国际关系理论,我们再拔高一层,探讨一下与入关学相关的一些更加深刻的政治思想。讨论东亚国家的崛起,日本学术思想是一个难以绕开的范畴——我们的确能在近邻国家一度流行的思想中找到一些与入关学相似的线索。

熟悉日本历史的读者可能已经猜到笔者想要表达什么,但可能也会纳闷,标题中后一个名字明显比前一个名字时期更早,为什么要这样排布?我认为,如果是用日本某一时段流行的思想来探讨入关学,则宫崎市定可类比入关学的基础与假设,而北一辉可类比入关学的外延。

宫崎市定的名著《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以东亚历史中华夏民族与北亚游牧民族(即入关学拥趸津津乐道的「蛮夷」)互动为线索,将前者定义为文明社会,将后者定义为充满「朴素主义」色彩的社会,以此来分析朴素主义在文明冲突与更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此书中,宫崎首先论证了周人半开化游牧民族的性质与起源和春秋五霸的「夷狄」属性;然后论证了此后统一天下的秦人、楚人(请注意,刘邦及其核心集团亦属楚人)未开化的「野蛮」特性,及两汉、魏晋时期名臣、称霸者善用「野蛮」部族尚武习俗的特点。进入隋唐时期,作者又认为隋唐的兴盛源于以朴素主义为基调的开放、彪悍的「胡风」,而其衰落则是因为步入文明社会阶段后社会的腐化堕落与阶层固化。进入宋朝近世,作者通过追溯宋朝的积弱,蒙古的崛起,明代燕王朱棣的崛起及明代后期闭关锁国、阶层固化,乃至清帝国的崛起,进一步论证了所谓「朴素主义」在文明崛起中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他还将视野放大到全世界,认为历史上出现过科技的民族有很多,但是都因为高度文明化而带来的社会阶层固化和积弊而逐渐失去了优势地位。相比之下,西欧民族十分年轻,自文艺复兴时期才真正开始进入文明社会,长期朴素主义的影响使他们更加客观地看待科学,并高效吸收世界其它地区的科技成就,形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因而成为了世界霸主。最后,他回到自己最为关切的日本,认为日本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较西欧更加短暂,故他希望日本能继续保持朴素主义精神,壮大自身,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本书作为学术著作,本来与网络模因不可同日而语。但不得不说,宫崎的基本假设与入关学十分类似——它们都将所谓「野蛮民族」放在更加中心的地位,相信只有带有朴素主义色彩的文明才能称霸世界,推动历史发展。相比之下,所谓的文明社会,则受到各种社会积弊的影响,注定走向衰落。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入关学所谓的自认蛮夷,在很大程度上是指责西方对中国的一味矮化,并非真正承认中华民族的「朴素主义」属性。但就颠倒文明与野蛮在世界大势中的地位这一基本假设而言,入关学与宫崎的思想的确有相通之处。宫崎的作品表面研究中国史,实际上却关心日本争霸;同样,入关学表面讲女真与大明的关系,实际上却旨在说明中国争霸的必要性与过程。这样的思想,走到极端,很可能成为一味强调「先为力胜」,鼓吹野蛮战胜文明,暴力赢得一切的极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甚至进一步激化为 Fascism 思想。
北一辉正所谓「为人不知北一辉,纵称昭和也是吹」,北一辉公认的日本法西丝思想奠基人。由于这一话题过于敏感,笔者在此仅作简单概括。除大家熟悉的法西丝思想基本内核外,北一辉思想的另一特色是在法西丝内核外包裹亚细亚主义和“日本使命论”的外衣。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日本法西丝的侵略行为乃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需要,是完成日本 “Make Asia Great Again” 使命的必经之路。如果说入关学有走向极端,沾染法西丝的倾向,那么作为入关学附属概念的翦商学更是在这一基础上具有了北一辉思想的特别神韵。不得不说,随着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成长,中国已经成为了地缘格局的一极,而其工业化与资本积累的进程也继续外部空间达成进一步发展。在这一关键时期,我们是继续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继续采取具有自身特色的崛起策略,还是回到某些老路?笔者言尽于此,请各位意会、警惕。
入关学的出现原因与文化内涵:

极端、简化的自我对象化如笔者在系列文章开头所述,分析入关学本不该就事论事。然而,为了纠正一些网民对入关学不假思索的全盘拥抱,笔者不得不以六千多字的篇幅把入关学的内容本身掰扯了一下。行文至此,终于得以进入正题。

在这一部分,笔者将从中国人天下观、世界观发展的角度分析入关学出现的原因与文化内涵:入关学源于一些人世界观的极端、简化的自我对象化倾向。笔者认为,这一分析角度不仅能解释入关学本身,也能解释《方方日记》事件和张文宏“崇洋媚外”事件,更能解释部分言论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原因。

「曹学」与入关学的合流:矛盾体的联合

在进入正式分析之前,让我们先着眼于知乎「曹学」与入关学的合流。谈入关学,就不得不提曹学。在笔者认为,曹学与入关学从内容着眼点来看有许多不同之处,如果能解释它们看似矛盾的合流,我们就能把握到入关学文化内涵的关键。

「曹学」起源于知乎大 V,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在读博士生曹丰泽(如今的知乎 ID 为「寒冰射手曹草草」)。在近两三年中,曹丰泽利用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及克利福德-格尔茨《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中的「内卷化」概念,发展出了一套指责东亚社会内卷,并给出解决内卷方案的互联网话语。所谓内卷,原意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发展过程中达到一种确定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进化」为另一种高级形式的现象。在黄宗智的经济学视角下,内卷化则指在有限的土地上不断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以此获得总量增长,却同时承受边际效益递减。内卷化本为学术概念,至少在格尔茨处是比较中性的。但随着它被广泛运用于解释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它逐渐附带了道德评判,被用于指责「没有发展的增长」。

黄宗智

到了曹丰泽这里,内卷的实质含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曹丰泽着眼于内卷对社会内部成员造成的负面影响:同质化竞争压力陡增(著名例子如补课、培训班)。其次,曹着眼于对内卷,尤其是中国 / 东亚社会内卷的道德评判:「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内卷行为被理解为一种自我懈怠和自我消耗,耽于内卷的民族只能把精力空耗在无意义的内部恶性竞争中。基于此,曹给出了解决内卷的答案:提倡「武德」或者说开拓精神,着眼新大陆(曹语「非洲」),开创新的生存空间。

乍一看,曹的理论有北一辉的神韵:民族为拓宽自身生存空间所进行的(所谓)扩张是正当的。然而,早期曹学并不真的强调武力——在许多曹学拥趸眼中,和平发展的一带一路也是符合曹学给出的发展路线的。曹学的真正内涵,在于为面临恶性内部竞争的中国(中产)年轻人乃至企业提出一条走出困境的个人生存策略。尽管许多知乎网民有将曹学扩大到国家层面的倾向(如上述「一带一路」符合曹学的说法,出自卢诗翰)。在早期曹学的语境中,所谓「非洲」仅限于比喻概念,意指现状范围 (status quo) 之外的「蓝海」,而所谓「西方人武德充沛」的说法,也仅仅服务于鼓励国人开拓新领域目的——曹及其拥趸实际上并未对非洲或西方有探究的兴趣或细节的把握。

从这个意义上讲,曹学的着眼点是个人化的、自身化的。值得注意的是,曹学虽然没有为自身社会的内部问题提出(内部的)解决方案,而是转而选择将内部问题转移到外部,但其问题意识的确起源于内部问题。如果我们用一个坐标系来表示,则曹学的取向如下:

入关学则截然相反。通过文明和野蛮的倒置,入关学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假设:我国社会内部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也不需要解决任何问题,所有的困难都来自于西方的打压。女真的实力和社会形态实际上已经足够优秀,如今唯一需要的就是解决掉打压我们的大明。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的入关学对于个人问题和自身内部问题都没有任何兴趣,它直接奔着宏观的地缘政治和文明冲突而去。相应地,西方不再是服务于阐明内部问题解决方式的背景板,而变成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具有能动性的他者——大清,美国,他们不仅是我们需要击败的具体对象,更是主动打压我们,使我们不得不入关的根本原因。参照上面的坐标系,入关学的取向如下:

那么曹学是如何与看似和其大不相同入关学合流的呢?笔者认为,这源于一种天下观、世界观层面的极端、简化的自我对象化倾向。

入关学的前世:自我对象化的历史溯源

所谓自我对象化,在这里是指,将自我、我国或自身所处的社会理解为一个有限存在的对象,而将世界想象成一个外在实体。自我的对象化必然伴随世界的外化,如果更进一步,则会伴随世界的对象化。

在对中国人世界观的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是中国文化中天下观到世界观、国别观的转变。如赵汀阳等学者所述,天下观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天下无外,也即「所有的地方都是内部,所有地方之间的关系都以远近亲疏来决定」。许多学者(如项飙)质疑天下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特殊性,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作为文化观的天下观显然是存在的——尽管中华文明发展、扩张史上的暴力、流血冲突层出不穷,但文化概念上的「无外」原则将这些暴力、长途都在概念上内部化了,从而导致了一些中国人「历史上的华夏是唯一通过和平手段崛起的文明」的错觉。

然而,从19世纪起,中国人的天下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逐渐开启了自我对象化的历程。(某些学者如葛兆光则认为这一转变从宋代已经开始萌芽)。在无限延伸的天下之中,自我是绝对的,不能被对象化的。尽管中国古代也有如《山海经》《大唐西域记》之类的志外文献,但它们与萨义德意义上的「东方学」有本质区别:西方的东方学讲究「由他者认识自我」,其最终目的是给出认识自我的新视角和新方法论;然而中国古代的类似文献则多以知识本身为目的——在这些著作看来,异域还难以称得上他者,它们要么是自我的扩展,要么就是待吸纳、内化的对象。相比之下,在西方列强轰开中国国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突然意识到自己仅为世界普通一员,远非中心,甚至还有处在世界之外的危险。在新文化运动中,这种对于自我的对象化达到了极端,体现为对传统、自我的全盘否定。

与自我的对象化对应的是对世界的绝对化和外在化。首先,世界被简化为西方列强;其次,世界被理解为进步、充满活力、强大和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而中国则被理解为静态、死气沉沉、需要改造的。相应地,如罗志田指出,而中国也出现了送留学生去敌国的现象。正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世界潮流已经成为绝对的、只可学习、不可挑战的存在。

然而,自我对象化和世界绝对化也有激进程度之分,而这与国族主义倾向的强弱是分不开的。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思想的主线当然是富国强兵和救亡图存(在1930年代日本加紧对中国侵略之后更是如此),但当时的许多政治思想与运动并不一定持国族优先的立场。不管是梁启超、蔡元培还是陈独秀,都主张让中国人民在建立国家意识的同时参与到世界性的革命中去,不仅追赶、效仿西方的国族逻辑,更要超越其逻辑本身。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或国家意识偏向于工具性。相比之下,激进的、绝对的、内向的和本质主义的国族主义则将国族的强大看作最终目的,视中国与世界的敌对为必然,视中国对世界的统治与主宰为必然。

梁启超

时间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在初期充满了国际主义色彩,但最终却以十分本土化的方式取得了成功。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践行本土化策略的同时并未完全转向绝对的、内向的国族主义。至今,在官方定义中,毛泽东思想仍然首先是世界革命理论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主流外交思想也从未将自我对象化和世界绝对化推向极致——「打扫好屋子再请客」意识到了解决内部问题的重要性,「一边倒」则认识到了美苏争霸环境中中国应处的地位。此后中苏关系破裂,毛泽东又提出了「一条线」和「三个世界」等战略思想,充分认识到了世界局势在政治现实、政治理想和经济形势方面的复杂性,认识到了除中西之外世界各国的重要作用。
而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开始强调「与国际接轨」,但这一时期,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并非趋于多元化,而是走向了单一化。相应地,我们对自我的理解也趋向于内化和简单化。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仍然对欧美以外的世界感兴趣的话,那么在苏东剧变之后,我们日常话语和意识中的「世界」基本上坍缩为了美国——或许还捎带了部分西欧主要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等。许多读者、网民可能会在此反问,现实如此,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唯一的超级大国,我们不着眼于它,又着眼于谁呢?殊不知,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与第三世界国家、原华约国家,乃至绝大部分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战略交往都在不断深化和扩大。又有读者、网民会反问,但我们的确对于各国风土人情、社会文化有了更多元的兴趣啊?然而这些兴趣并不代表我们会承认这些国家会是影响国际局势发展的、能动的历史主体。在这一问题上,知乎网民的例子最为突出:君不见知乎上多少人关注印度的社会文化习俗?然而又有多少人认为印度的当下存在乃至未来崛起、能成为影响世界局势的重要因素?

这种对世界发展变化内在动力理解的简化正是自我对象化 / 世界绝对化的新的、极端化的发展。在这里,中国与世界已经进一步简化为了中国与西方甚至中国与美国;而受到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影响,「中国与美国」这种简化的世界观又进一步坍缩成为对世界中心的争夺。历史上,我们认为中国是中心,十九世纪后开始认为西方是中心;到了1960年代,许多人认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而苏东剧变后,我们又开始认为美国是世界的中心。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希望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新的,而且是唯一的中心。尽管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政策一直认识到除中美之外世界其它各国的重要性(这一点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最),但在民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中心、世界霸主的思想随着中国近年的一步步富强越来越广受欢迎。

入关学正是这一极端、简化的自我对象化 / 世界绝对化倾向的最新发展。在入关学的话语当中,真正值得考虑的只有建州女真和大明也即中美,其余各国不是工具就是背景。由于走上了极端自我对象化的道路,入关学的拥趸们很难看到中国和世界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进而把世界绝对化,且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情绪化——曹丰泽最爱强调的一句话就是「入关学是情绪」。所以,我们一方面羡慕美国实力与霸主地位,一方面又痛恨美国,不仅想在实质上取而代之,还要在言语、舆论(哪怕这舆论场——知乎——的覆盖范围仅限于中国人自己)上战而胜之。

笔者以为,曹学与入关学的合流,也是近年来自我对象化趋于极端的表现。曹学向入关学靠拢,一方面剥离了其对于国内社会问题的着眼于思考,将自我进一步对象化乃至符号化,另一方面将「开拓」的对象由抽象、宽泛的「非洲」转向具体、绝对的「大明」(美国与西方)。在这一过程中,曹学从一个较为有力的个人、企业(甚至国家)生存发展策略指引,变身为一套极端的、简化的、兴奋剂性质的宏观国际政治话语体系,笔者个人是有些遗憾的。

入关学与新冠肺炎疫情:关于近期事件的反思

探讨完了入关学的极端自我对象化思想内核,我们不妨联系最近的一些时事。在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中国的确利用制度优势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一点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相比之下,国外在获得中国局势预警,有充分时间进行准备的情况下,却被杀了个措手不及。然而,中国的成绩、策略与贡献,却似乎不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重视;相反,西方国家的部分政客为推卸本国政府的责任,却在不停「甩锅」中国,鼓动民间的仇华情绪。

疫情的上述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入关学的假设:尽管中国已经努力做到最好,但西方国家无论如何就是不予重视及采纳,这正如女真无论做得再好,大明士大夫也仍然视其为蛮夷一般。然而,入关学给出的方法论却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短时间内如何才能杀入山海关,击败美国,让他们的媒体和知识分子(也即大明的士大夫们)为我们摇旗呐喊?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令许多网民在义愤填膺的同时也多了一份无能狂怒,并把矛头对准了许多无辜的人。

在我看来,当下被全网群嘲的方方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狂怒情绪宣泄的受害者。全程阅读《方方日记》的读者都知道,《日记》的基调偏向灰暗与反思,但其中不乏对于社会各界积极抗疫行动的记叙与褒扬。随着疫情逐渐平息,强力措施显效,网民对《日记》的态度由赞赏、同情逐渐转为不认同,虽显得对一个作家重拳出击,强行吹毛求疵,但也勉强算无可厚非。然而,随着《日记》在国外开始进入出版程序,许多网民的情绪开始转为愤怒。稍微冷静一点的网民能够较为清晰地解释自己的愤怒情绪来源于「把一些负面的东西优先给外国人看,客观上给本已极力反华的西方社会提供了弹药」,而极端者则开始攻击方方「卖国」。先不提方方在此后澄清过程中提到的各种因素如「国内出版社不给出」「我也提到了正面的因素」「不实信息在第二天的日记中都有澄清」等。单单网民攻击方方一事,就清晰体现了极端自我对象化的倾向,也充满了入关学的神韵。这不仅仅是我的观察:在鼓吹入关学的卢诗翰那里,方方的「定体问」无人回应,已经和入关学的火爆联系在了一起。为了具体说明方方事件中的极端自我对象化,我们先看看卢诗翰的逻辑:

https://mp.weixin.qq.com/s/sYbt3XDSm4R42Z0IrXw7cw

卢诗翰认为,方方在《日记》中总体情绪偏向负面,究其原因在于她不停地追问体制出了什么问题,为何无人回应。而这种「定体问」的思维源自于八十年代开始兴起的妄自菲薄、自我否定的河殇派。随着我国的强大,河殇派已经逐渐失去市场,其主张也失去合理性,相应地方方的问题也自然无人回应了。那么,我国进一步发展的真正解法是什么呢?当然是遵循曹学与入关学,解决内卷,开拓海外市场,入关击败美国,取得世界的主导权。

卢诗翰的文章存在严重的逻辑矛盾。既然方方的问题「无人回应」,那为什么还有无数网民排山倒海地对她进行攻击?如果方方的写作内容已经与时代完全脱节,崛起中的我国的民众把她当个屁放了就好,又何必如此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呢?按照入关学的观点,无论我们做得好与不好,无论方方是否「提供弹药」,西方总会对我们加以贬低、抹黑,那么这点弹药也无非是锦上添花而已,又有什么要紧呢?还不如想想怎么加紧入关来得有意义。

虽然将方方的定体问与入关学联系起来需要比较奇特的脑回路,但这种逻辑矛盾恰巧体现了入关学的思想内核,以及这个内核中蕴藏的紧张关系。首先,由「定体问无人回应」的论点我们可以看出,入关学已经完全抹杀了国内社会问题的真实存在,乃至抹杀了除以中美对抗为核心的国际问题之外的一切问题的真实存在。在入关学拥趸的眼里,「中国」或「女真」已经完全成为了一个抽象而同一的符号,其内部的各种(尤其是负面的、需要改进的)社会因素、力量皆不存在。再说极端一点,似乎「中国」乃至「全体中国人民」存在的唯一意义与目的就是「入关」,击败美国,取得政治、经济和话语上的主导权。相对地,美国或西方也成为了一个抽象、同一的符号,其存在目的仅仅为打压中国,并最终被中国击败。在这种话语下,任何对于国内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探讨都是无意义甚至是邪恶、有害的。

以更广的视角来看,这种抹杀也是入关学乃至翦商学——尽管翦商学一定程度上旨在解决这一缺陷——无力回答「入关后要建立什么样的新秩序」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如果对于除两强对抗外所有的问题都不关心,那么入关的结果必然是彻底「汉化」,再造一个与大明同构的帝国。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入关是否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是否能解决资本家剥削的问题?如果入关就万事大吉,何以西方也存在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的问题?入关后,曹丰泽日日鼓吹的大house,到底是平民百姓住,还是马云、刘强东们住?996的问题,仿佛入关后就能直接解决,然而谁又能保证入关后马云、刘强东们为了进一步创造「多多益善」的财富,继续让平民百姓996?

其次,自认蛮夷和讨伐方方的矛盾也体现了自我对象化和世界绝对化的辨证关系。一方面入关学喊出了「我乃蛮夷」,不管不顾的原则;然而另一方面,定义「蛮夷」这一行为本身就落入了华夷之辩的陷阱,体现了「用别人定义自己」,他制他律的文化内核。这种文化内核与愤怒、膨胀的情绪结合在一起,导致的是极端的世界二元论:中美全面敌对,所有人必须一致对外,任何反思内部问题的声音,任何带有一丁点负面倾向的情绪都会对抗美大业造成严重的影响,必须消灭。

尽管曹丰泽不愿承认,但前几日发生的张文宏医生因主张「白粥没营养,孩子当吃蛋奶三明治」而糟指责「崇洋媚外」的事件,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二元论的体现:一个不相干的「什么食物有营养,孩子应该吃什么」的问题,也被吞噬到了中美对抗的范畴当中,成为了大是大非的问题,成为了要不要卖国的问题。

结语:非二元的世界与非中心的世界观

通过以上五个部分的分析,我们终于可以给现阶段的入关学话语进行一个总结了。首先,必须要承认,作为情绪和网络模因现象的入关学是具有合理性的。毕竟,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于中国的打压倾向的确日趋强烈,其对于中国在某些方面的制度、执行优势也的确视而不见。然而,建立在这一事实基础上的入关学更像一种对历史的不恰当比附与抽象,一套不够审慎、不够全面的国际政治话语,一种存在一定极端化风险的思想倾向。从思想文化内核的角度来看,入关学及其附属概念走上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中一直存在的自我对象化 / 世界绝对化道路,倾向于抹杀社会内部问题即国际关系中除二元对立之外的其它问题,强调一切都必须为且仅为「击败西方」服务。入关学受困于「面子」和「利益」的辨证矛盾:它的提出者和拥趸利用华夷倒置的方式宣称既然对方不给面子,则自己不必再要面子,应当只重实利,却没有意识到,仍然使用华夷话语、恰恰说明自己仍然在为「别人的看法而活」。入关学自然有进一步完善、进一步合理化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或许也是中文键政舆论环境走向理性的机会。然而,在入关学主要提出者「只谈情绪不辩经」的指向下,入关学或许会永远停留在网络模因现象的阶段。这并不可怕——毕竟入关学所对应的情绪的出现具有一定合理性——可怕的是或许真的会有网民一字一句地将入关学奉为真理,进一步生发出更加严谨系统,却更加极端,更加不切实际的思想。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我们须得认识到,所谓世界,乃是多个行为体多方位、多角度互动、联系的结果,它并不可能用一个可以用独立、稳定的「规律」解释。极端自我对象化和世界绝对化的倾向无助于我们认识世界,却会让我们进入一方面只强调自我,一方面却又无比在意别人看法的矛盾境地。如项飙所言:

必须要突破以中心为中心的世界观。我们要挑战现有的中心霸权,但是不一定取而代之。一个人人都把眼睛盯在中心、要进入中心的世界是危险的,甚至会是灾难性的。

/参考资料:[1] 北一辉,1931,《支那革命外史》,平凡社。[2] 葛兆光,2014,《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3] 宫崎市定,2018 [1940],《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张学锋译。[4] 黄宗智,2000 [1990],《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5] 罗志田,2007,《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5,191-204。[6] 项飙,2012,《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北京大学出版社,王迪译。[7] 赵汀阳,2003,《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 Geertz, Clifford. 1963.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9] Mearsheimer, John. 1994.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no. 3: 5–49.[10] Said, Edward. 1991. Orientalism. Penguin.

[11] Tang, Xiaobing. 1996. 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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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 入关学批判:极端自我对象化及其风险
作者 / 邢麟舟来源 / 无隅 本文共一万六千字,拟对最近大火的网络政治模因现象「入关学」进行富有建设性的批判。「入关学」以明末历史比附当下国际政治格局,认为作为「女真」的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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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