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人承认自己的工作、付出的努力和代价都没有意义,这是相当痛苦的,甚至预先阻止了反思。由于在我们的文化里,“做”比“说”似乎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这实际上也否认了批评的合理性。

原文:维舟

群里在激辩防疫应当清零还是共存时,平日里很少发言的一位终于忍不住了,说:“这些无休止的争论让人厌倦,你们都同样地极端,同样地看不到具体的人。其实大部分人根本不关心这些,只关心自己的生活能少受些罪,好好过下去。”

他这一说,瞬间激起许多人的回应,认为他道出了一个真相:“沉默的大多数”中立于舆论场上那些烦琐、抽象、喧嚣的争论之外,对两派的极端观点都同样反感,那些不仅无益,甚至有害,因为它忽视了人们真实的处境。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之前就有读者跟我说:“怎么感觉你总是在批评?你太偏激了,防疫难道没有做对一点好事吗?评价要客观公正。”他说,至少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看,“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很难一概而论”。

既然如此,抽象理念对错的判定就搁置了,重要的不是“说”,而是“做”。有一位曾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朋友感叹“人与人之间真的很难共情”,没处在那个位置,就无法体会别人的感受,很多人高谈阔论,实在是“看人挑担不吃力”——你以为封控或放开就这么简单?

上海封城时,也有朋友不满地说,很多人就知道骂,“话多得不得了,还难听,让做志愿者的心寒,叫他们出来帮忙送个货、组个团,却又推三阻四。那你先做点社区互助的事再说?不要把人命当成验证‘不出山人所料’的证据。”

有人尖刻地讽刺那些袖手旁观不做事的人:

其实我现在逐渐理解那些在诺亚方舟上耻笑大禹治水的人,因为登上诺亚方舟还可以自由的吃喝交配等着洪水退却,而大禹治水的时候您得下力气干活而且不是为自己,还得服从大禹的管理,甚至还得对那个颐气指使的大禹客客气气,对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确实很疼,因为即便你花再大劲,这功劳归禹王,哪有在诺亚方舟上看着别人被淹死有趣呢?

他们都说自己反感争论,而看重实实在在的“做事”,为此投入了很多情感,并否认自己是从特定的政治立场来看问题,然而事实上,他们反感的主要是共存派,因为共存派才否认他们做事的价值,一如有人揶揄的:“是啊,我就是爱说怪话。我为什么要做社区互助的事情?本来明明可以自己买东西,自己去取食物,现在还要感恩?”

吊诡之处在于,一个人什么也不做,或许还能相对客观中立地看待问题,裁判就需要这种素质,但那些“做事”的人并不是裁判,而是运动员——要让人承认自己的工作、付出的努力和代价都没有意义,这是相当痛苦的,甚至预先阻止了反思。由于在我们的文化里,“做”比“说”似乎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这实际上也否认了批评的合理性。

现实是:并没有一个纯然客观的“事实”摆在那里,那势必和个体的具体感受联结在一起。歌德有一句意味深远的著名格言:“一切事实都已然是理论。”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事实”,其实都是自身理念的折射。从这一意义上说,其实需要先有信念,才能“看见事实”,否则你只会不自觉地选择性无视。

这在疫情三年表露无疑,许多人列举出大量“数据与事实”,但看似奇怪的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原因很简单,是信念筛选了数据与事实,而不是反过来,数据与事实塑造、改变信念。

在一个越来越复杂化的社会里,每个人的立场、感受、价值排序不同,看到的景象势必迥然不同,共情的对象也会不一样。“看到具体的人”这句话乍看再正确不过,但如果缺乏对自身立场的反思,那么不同的人将看到不同的“具体的人”。

日前就有一位读者说,听到邻居家两三岁的孩子发烧难受,哭得撕心裂肺,相当揪心:

其实我想说的是,各有各的利弊,我不懂你们崇尚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可是你们仅仅只是那100%中国人中的10%,你们闹到自由,然后现在,家里老人孩子年轻人全部在发烧,可是国家之前管控了三年,没有这种情况存在,你们所谓这就是国外的轻症,可是据我所知道的,10人感染9人发烧,特别是那么小的孩子,还有孕妇,你们得到了自由,可是有考虑过这些人群的生活吗?他们照样不敢出门,那这自由何为所有人的自由?管控有问题,找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你们所谓的你们要自由。

她看到了周围人的真实处境,但遗憾的是,她也只看到这些真实处境,恰恰因此而无法跳出这个语境——在她看来,需要解决的只是管控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但管控本身并无问题。

我周围也不乏这样的人,在他们看来,封控中失去的体面、自由,只是一些小小的不便,为什么不能忍受?但家人生病,那是天大的事。实际上,他们不知道自由能拿来干嘛,那似乎只是离自己生活很远的一个虚无缥缈的事物。他们反感抽象理念和特定立场,却没意识到自己的话也已被理念所渗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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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人从更高的层次来看待这些争论,有位读者曾和我深入交换过一些看法,他认为两边都偏激了:“疫情三年下来,比较遗憾的是无论清零派,还是共存派,都在污名化对方,将对方的观点极端化,现在的情况无非是‘共存’占了上风。”

那他的观点是什么?在他看来,那些脱离实际的看法都忽视了现实操作层面的难处,空有理念,现实既不是A也不是B:

主张放开的人,一直在混淆“动态清零”和“极端清零”的界线,然后用个别极端事例去渲染封控带来的“次生灾害”,无视这样“硬着陆”对医疗系统带来的冲击才会让“次生灾害”变得更加严重和普遍。

由此他暗示,虽然现实看起来不尽如人意,但极有可能已经是我们所得到的最好结果了。换句话说,他认同现实,而相信超出现状的设想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想看,“理想主义”在我们的社会中,有时是个贬义词。

那么他反对的“极端”究竟是什么意思?那恐怕不是基于理性分析的“中立”,而是基于尺度把握的“中肯”。一如陈柏峰在《半熟人社会》中指出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村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因此需要讲人情、讲互让,情面原则就衍生出“不走极端原则”,“一个人无论多么占理,如果他不考虑人情,也不具有正当性”。这样,在遇到纠纷时,人们考虑的重点不是哪一方在逻辑上对错,而是整体关系的和谐相处。

实际上,他也犯下了自己所指控的逻辑错误,混淆了“放开”和“突然放开”的界线,似乎“放开”就只能意味着“硬着陆”。我虽然一贯主张放开,但也担心出现医疗挤兑,因而希望国内“动态清零”争取到充足的时间之后,能好好有所准备,尽可能地加以避免——“硬着陆”恰恰是共存派所反对的。

不过,他的观点也是相当有代表性的,有不少人都确信,其实这些烦琐的争论没什么意义,双方都夸大了彼此之间的分歧,早在今年春就有个段子嘲谑:“现在的问题不在于人与新冠病毒会不会共存,而是对这个问题持不同观点的人能不能共存。”

这样一来,争论本身就无关对错了,只不过关乎权力,是哪一派暂时处于上风罢了。也因此,有人嗤之以鼻地对我说:“别以为你掌握着真理,只不过现在形势变了而已。”在国内时常能见到这样一个社会场景:哪怕我知道你可能是对的,但我仍然不认同你,因为那就意味着我向你屈服了。

确实,在这两年的论战中,我们不时可以看到双方在使用同样的语言。他们都认为,为了长远的未来,不得不付出一些代价,问题是什么代价、谁来支付,并且都以他们认可的“事实和数据”加以论证。

这最典型地体现在关于医疗资源挤兑的问题上,两派都担心出现这样的状况,但关注的重点迥然不同。有人指出了讽刺的一点:“防疫爱好者的观点是,如果你不严防死守那么新冠,会挤兑其他病人的医疗资源。但现在严防死守之下,其他病人反而更无法接受到医疗资源了,那不是矛盾吗?”但清零派则坚信,一旦放开,到时候的挤兑更不可控,之前看不上病的,到时候看上病也可能风险更高,因为院感和医护短缺,有人挖苦:“鼓吹躺平共存的人,万一发生医疗资源被击穿的恶况,看看到时候能不能抢到灵牌位和墓地。”

透过这些争论,可以让我们看到:在防疫这样涉及公众福祉的问题上,如果没有科学作为价值判断的基底和决策的依据,那就很容易沦为无休止的斗争,甚至连基本的事实和数据都可能遭到扭曲,无法超越话语的纷争,得出真正理性的结论。

只有科学能告诉我们,“放开”与“封控”是虚假对立,因为放开不是不是我们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必定会到来,我们只能是尽可能地为之做好准备。从根本上说,这仍然涉及最基本的信念,在别处已经破除的科学主义,在我们这里仍具有进步意义。

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因为在这两年的争论中,也不时能看到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你怎么不讲科学呢?!”这可能是因为长久以来,不少国人对“科学”存有误解,仿佛那是自己一旦找到就能信守的真理和教条,但它其实应当是在实践中不断检验的假设——真正的科学应当是自由的,也因此是中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