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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 建构起来的中国心

作者:维舟

因为疫情引起的观点交锋,很久以来已经在中国社会造成一种文化上的准内战状态,甚至在海外、在家人之间也不例外。

诗人王璞日前感叹:女儿生养在美国,她的中国心常让我暗暗吃惊。新冠以来,有一次法国电视新闻上是中国的镜头,她问我是什么,我说他们大概在批评中国(我也就听懂了个标题)。她说,“自己不戴口罩,天天批评中国,这究竟什么意思?”我愕然。她没在国内上过学,平时更不听到新闻联播,我们也没教过她“别有用心”、“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之类词汇。

她来法国一万个不情愿,觉得Paris is overrated,南特就是个镇子,法餐更不可理喻,唯有Sorbet差强人意。她天天嘲笑我这个“精神欧洲人”,庆幸因为疫情,免去了和我一起旅行之“无趣”。她听川普批中国,听烦了,也说过看来他是真怕了之类的话。她担心这次回程在纽约转机,觉得那里防疫不灵,但不反对飞北京。我说中国也有许多问题,比如你前年回去,需要代理服务器才能玩roblox。她说行了行了,没人说中国样样好,OK?

她们这新一代小海外,将来也会明白中国的困局,但顺着国力崛起而来的信心却早是与生俱来。需要深情讲述的民族屈辱史?那是什么东东?需要不断确认的民族自豪感?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不需要:中国的强大是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既成事实,强调它显得很傻。很多来自上世纪的文化政治纠结和内心戏,是不是也都显得很傻了?我这研究现代性的,只能做个老父亲了。

确实,这样的事我也听过不少,但如何理解这样的现象?有人认为这只是年少无知的片面认知,年轻时这样的认识随时在变,并无意义;也有很多人提到“出国了更爱国”,又听多了周围都在指责祖国,认同感引发了她的叛逆之心;也有人想起张爱玲那句充满嘲讽的话:“我们不幸生于中国人之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应的距离崇拜着神圣的祖国。”——这意味着“远距离爱国主义”是一种特权,如果真像“我们”这样别无选择地待在这里,她就不会如此。

这些看法大抵都否认这些海外华人二代的“中国心”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进而怀疑他们的道德真诚,甚至觉得他们只是“不知什么时候被洗脑了”。不客气地说,这本身就体现出作为父辈的成年人不理解他们——既不知道如何理解他们,甚至都不耐烦去试图理解他们。

如果觉得他们对西方抱有批评态度是不了解西方,那就错了,恰恰是因为他们了解。这些海外二代从小在这个环境下长大,对此比对那个抽象的“祖国”远为熟悉,但也因此,这个“西方”已经被祛魅了,他们不再像第一代移民的父辈那样把它看作是一个自由的新世界,相反,这是一个到处都可看到问题的平凡的世界

对他们而言,认同政治是一种日常实践:和父辈不同,他们生在这里,理所当然地觉得是这里的一部分,但正因此,他们在遭受或明或暗的歧视时会更震惊不解。他们的处境可以类比进城的农村子弟:这些孩子在城里长大,对老家的印象已经很淡漠,但如果别人继续将他们视为“不应该在这里”,他们就不像父辈那么容易接受。此时,试图彻底磨灭自己的出身,与认同故土挽回自尊(“我老家比你们城里好得多”),这两种选择看似截然相反,其实面对的都是相同的处境。

当然,人们并不一定是遭受挫败才会引发这样的反应。在东南亚各国中,族群政治的环境越是宽松,华人的身份认同就越是淡漠,因为对人们来说,这一点意义不大了;但在美国,认同政治本身还与自我个性与尊严紧密连结,因而像犹太人这样早已不受歧视的族群,也同样关心以色列。著名专栏作家Thomas Friedman就曾说过,他本来是那种“一年三天的犹太人”(过新年两天,赎罪日一天),但因为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也逐渐开始在意以色列这个犹太人最后的家园。

《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一书中也提到这样一个现象:1990年代到阿富汗受训的并不是社会失败者。这些加入基地组织的年轻人大多来自来自中产或上层阶级,而且几乎所有人出身的家庭都是完整的,他们大多受过良好教育,许多人曾在欧洲或美国接受教育,甚至能说多达五六门语言。他们没有任何精神不正常的迹象,起初许多人都不是特别笃信宗教。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客居异乡,并在西方生活期间变得激进化。也就是说,他们看到了西方的问题,但把“回归本源”看作是唯一的出路。


这意味着,在同一个现象的背后,可能有着复杂得多的内在机制,远不只是“年少无知”、“叛逆”或“洗脑”所能概括的。就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来看,这虽然确实是海外年轻一代缺乏在中国的生活经验所致,但却很难说是因为他们缺乏批判性思考——只不过他们批判的指向和国内所通常理解的不一样而已

之前曾有一位朋友说,他很难理解在海外长大的儿子竟然常说中国的好,父子俩几乎一谈起来就针锋相对,叹息说孩子“一点都不像我”。我说,其实他很像你——都一样对现实生活中的国家不满,你出国前也是这样。他一下子怔住,愣了一会说:“这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吧?”

借助异时空的他者(the other)来达成对现实的批判,这对古今中外的人们来说都是无师自通的事。就像启蒙时代的法国,伏尔泰高调称赞中国,但他既未到过中国,也不识一个汉字——他不是爱中国,只是反教会。这些年出现的“民国粉”也是同理:对民国的美化,其实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仅仅哀叹“你根本不了解民国有多乱多苦,竟然想回到从前”无济于事,因为真正的问题其实是你不了解他们——当“民国”变成了一种批判资源,此时对它的美化不仅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

因此,对这些海外华人二代来说,“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国家,不如说是一种文明,一种意识形态,而更为重要的是,一种另类选择(alternative)。因为它象征着自己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由此才能批判和超越自己不满的现实。

这是一个被建构起来的“中国心”,也正因其抽象建构的特质,因而比现实更为完美。奥逊·威尔斯未完成的电影作品《维也纳》(1968)中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台词:“真正爱着维也纳的人是凭借虚构的记忆生活着。伴随着怀旧中苦乐参半的伤痛,他记起一些自己从不知道的事情。……只存在于想象中的那个维也纳,是一座最伟大的城市。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对他们的意义是迥然不同的,那其实是一个乌托邦;但那个乌托邦并不因其建构性而失去价值,因为人们原本就并不关心其现实性。这是一种特殊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乍看像是对祖国的近距离认同,其实恰恰是与其现实拉开距离的结果,就像Edward Said在其名著《东方学》中所说的,东方学家的东方“并非现实存在的东方,而是被东方化了的东方”,“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重新构造、重新复活东方,而且可以重新构造、重新复活自己”。

问题在于:很多时候人们自己都并未意识到,这样一种形象其实是抽象建构的产物,因而当遭遇现实时,也许会产生强烈的幻灭。西方很多著名的东方学家都曾对东方寄予很高的期望,而最终又对现实中的东方根本不像想像中的那样而大失所望。内瓦尔曾对戈蒂耶说,对一个从没见过东方的人而言,莲花仍旧是莲花;而对他本人来说,却不过是洋葱的一种。

也许最为吊诡的是,这最终证明了他们已经比父辈更深地融入海外社会的生活,因为当他们把“中国”予以抽象化时,所生成的是一种西方社会语境下的亚文化,就像启蒙时代的“中国风”是欧洲文化而非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一意义上,我理解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何不接受“小粉红”的称号,因为这确实原本就不是他们那个语境下真正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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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8